□蔣應紅

周衛(wèi)宏以“詩話”的形式對長篇小說《白鹿原》《平凡的世界》《紅高粱》《敦煌本紀》《涼州十八拍》中的人物進行了解讀，別出心裁，別開生面。其實，“詩話”是中國古典文論的一個重要傳統(tǒng)，在這里，“詩”是方式，而“話”則是目的。如嚴羽的《滄浪詩話》、歐陽修的《六一詩話》、呂本中的《紫薇詩話》、陳師道的《后山詩話》等。在廣義上，中國古典文論中卷帙浩繁的“詩說”“詞論”“詩品”“論文”都屬于“詩話”，因為其形式都是以“詩”的方式表達論者的觀點，哪怕像劉勰《文心雕龍》這樣“體大而慮周”的文論經(jīng)典，也是用詩句的形式來“探賾索隱”的。

“詩話”的難點就在于，“話”不僅要有思想觀點，而且這種思想觀點的表達在借助詩的形式時，還要兼顧詩歌的創(chuàng)作法則，如對偶、頂真、用典、平仄、押韻等，可謂“二難并”。周衛(wèi)宏的“小說人物詩話”之“詩”是現(xiàn)代詩，雖然這與古典文論中“詩話”之“詩”的創(chuàng)作相比，相對簡單些，但以“詩”達“話”的難點依然存在。

一般情況下，我們在熟讀小說的基礎(chǔ)上，首先要從整體上把握某個人物在小說中的位置及其之于故事情節(jié)發(fā)展的功能，進而探討其命運遭際、性格特征等。但在周衛(wèi)宏的“小說人物詩話”中，他對人物的把握不求面面俱到，而是根據(jù)人物在小說中的“行動”所表現(xiàn)出的性格和品格進行“品鑒”。這種寓“論”于詩的“品鑒”大多集中于倫理道德層面，具有鮮明的主觀色彩，且不乏深刻的思想認識。如寫《白鹿原》中的“冷先生”時，作者說：“他本身就是一劑藥/兩個女兒是他的藥引子/在白鹿兩家的藥罐子里/各自煎熬著/他是原上的名醫(yī)/救人于水火/殺人于無形。”如果按照作者的這種思考重新審視“冷先生”，就會發(fā)現(xiàn)冷先生的“冷”其實也是封建宗法文化殘酷性的一種隱喻。在寫到《涼州十八拍》中的“顧山農(nóng)”時，作者說：“……承平堡是他修行的道場/涼州城是他闖蕩的江湖/而角院，才是他供奉的佛龕和贊堂/頭頂救孤護寶的光環(huán)/身披忠勇信義的袈裟/走出承平堡的那一刻/他便成了涼州真正的護法。”在這段詩意的敘述中，不僅闡述了顧山農(nóng)這一人物在《涼州十八拍》中的重要地位，而且將這一“具象”人物升格為精神象征和文化符號。以此為中心，為我們理解這部作品中的其他人物提供了參照。

不爭的事實是，中國是詩的國度。這句話其實內(nèi)含著兩方面的含義：第一，詩歌作為一種文學體裁具有悠久的歷史；第二，詩歌作為一種言說方式普遍存在于人們的生產(chǎn)生活中。然而，當詩歌不再作為一種言說方式的時候，也是其走向衰微的重要原因，這也是當下詩歌發(fā)展需要突破的瓶頸所在。從這個角度講，周衛(wèi)宏的“小說人物詩話”其實就是在為我們演示作為一種言說方式的詩歌的便捷性和審美性，是對斷裂的“詩話”傳統(tǒng)的一次續(xù)接。雖然其寫作還處于探索過程，但這樣的文本范式再現(xiàn)了被我們忘卻已久的中國特有的詩性思維和詩意表達的藝術(shù)魅力，其價值也是不言而喻的。